朱翠萍:莫迪被逼“疗内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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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阵痛,甚至带来“内伤”。这些“内伤”一旦与国内宗教与民族矛盾交织,就会对推行改革形成根本性制约。当前“印度教至上主义”理念持续扩散,极端民族主义势头不断蔓延,莫迪政府推行内政外交新举措面临巨大压力。

作者系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原文发表于2017年9月2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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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莫迪9月3日改组政府,更换了国防部、铁道部、技能发展部、劳工部等数名部长,这是莫迪政府自2014年5月执政以来第三次改组。

  此次部长“洗牌”,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带有“谈判女强人”标签的原商业和工业国务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出任国防部长,成为印度历史上继英迪拉·甘地之后第二位女性防长,且有可能被委任为印度人民党全国发言人。事实上,此次莫迪政府更换部长并非有意为之,更多是被动应对的结果。

  根据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9月1日的报道,水利部长巴蒂、技能发展部长鲁迪、农业部长拉达·辛格、水利部国务部长巴扬以及中小微型企业部国务部长米什拉提交了辞呈。同时,“双肩挑”的原国防部长兼财政部长阿伦·贾伊特利“迫于工作压力”辞去了国防部长之职。

  虽然这些内阁部长辞职的原因各异,且外界也无法确定这些新任部长未来能够多大程度上助力莫迪政府的内政外交,但可以肯定的是,“内阁改组”是莫迪政府在应对国内局势和经济改革遭遇瓶颈时的一个无奈之举。

印度内部冲突风起云涌

  

长期以来,印度的民族分离运动、反政府武装活动持续不断,极端民族主义引发的冲突此起彼伏。莫迪执政后,一方面,“印度教至上主义”势头不断上升,成为助推印度民族、宗教与族群矛盾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莫迪政府推行的“废币运动”和大规模税改,积累了难以化解的内部矛盾。

  2017年6月以来,在西孟加拉邦爆发了廓尔喀人抵制该邦在义务教育中推行孟加拉语的示威游行,事件从抗议升级为骚乱,造成本来就频繁爆发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大吉岭及周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两个多月,目前动荡态势依然存在一触即发的迹象。

  8月,印度各地接二连三爆发各种形式的罢工。8月7日,约3800名公交司机为争取及时发放工资而举行罢工;8月18日,代表印度主要港口码头工人的劳工联合会,在经历数月谈判而未能在港口管理制度、工人基本权利等问题上与政府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宣布开始无限期罢工;8月20日,印度铁路承包商为抗议高额消费税举行罢工;8月22日,印度爆发了百万银行员工的大规模罢工,以抗议政府推行的银行改革措施;8月23日,印度北方邦南部城市勒克瑙爆发了大规模的合同制教师抗议游行活动,导致多个核心路段交通瘫痪。

8月28日,印度中央调查局特别法庭宣布印度西北部哈里亚纳邦宗教组织“真神宫”头目辛格强奸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0年。该事件引发包括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等在内的多地爆发严重骚乱事件,造成3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致使印度军方介入,多个城市被迫实行宵禁。截至目前,此案引发的紧张局势还在持续。所有这些冲突,折射出印度内部的根本性社会矛盾,这些极端主义激进力量不仅给莫迪执政制造了巨大的难题,也成为拖累其推进改革的“包袱”。

改革举步维艰

  

1991年,印度开启市场化改革,特别是1998年核试验之后,印度开始了追求大国地位的种种外交努力。可以说,该国历届政府都在为这一目标而努力。莫迪也不例外,比其前任,他似乎更加执着与自信。

  2014年5月莫迪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而此前的2012年和2013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已跌至5%以下。莫迪当选的最大“卖点”是他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时展现的果断的执政风格以及取得的骄人的经济成绩。

  莫迪上任后,即乘大选胜利之势推出了一系列“经济优先”改革计划,特别是高调启动“印度制造”计划,声称要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022年的25%,以期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提供超过1200万个就业岗位。2014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4%。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率高达7.5%,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是,好景不长。2016年,印度经济增速下滑至6.6%。2017年,从前三个季度的指标看,印度经济增速持续下滑,降至莫迪执政以来的最低点。从经济的宏观层面来看,近两年莫迪政府虽然在控制通胀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也较好地推进了每个村庄都通电的“电力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高速公路网络计划。但在创造就业和缓解财政赤字方面并无多大起色。各项经济指标与其大选期间的承诺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显然,经济下滑与莫迪政府推行经济改革的“两大举措”所带来的短期阵痛密切相关。

  第一,废除了大面额纸币。2016年11月8日晚9点,莫迪突然通过电视发表讲话,以遏制腐败和打击黑色经济的“一切为了发展”为由,宣布废除面额500卢比和1000卢比纸币。这一举措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废币带来的政府收入显著低于预期。莫迪政府曾预期废币可以打击腐败和地下经济,从而增加政府税收,但事实却并不如意。根据印度央行的年度报告,废币近一年时间里,央行耗资近800亿卢比印制新币,巨大的印币成本反而降低了政府收入。其次,废币阻止了86%的货币流通量,由此制造的“现金危机”抑制了国内消费,致使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出现放缓。再次,“废币运动”虽然短期使银行存款基数迅速扩大,但经济波动的预期及流通中纸币减少抑制了私人投资。为弥补投资缺口,政府被迫增加支出以应对,导致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

  第二,实施了大规模税改。2017年7月1日,印度在2005年邦增值税改革的基础上,正式启动了被称为“印度建国以来最大幅度商品服务税(GST)改革”。这一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央和地方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避免重复收税或偷税漏税,改变过去邦州各自为政、繁琐混乱的税收格局。

  印度政府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改虽然迈出了关键性一步,但改革依然处于阵痛期,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却减少了各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对于企业而言,不少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从中受惠,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力,而诸多小企业则面临生存困境。

  同时,由于印度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政策严重滞后,加上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税改的效率受到严重影响。况且还有来自印度政治体制的惯性影响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推进税改面临重重阻力。

莫迪被逼“疗内伤”

  

虽然果断推行了废币和税改两大举措,为推进经济改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一高风险举措一旦实施不当或管控失衡,就极有可能导致印度经济脱离正轨。目前来看,“废币”产生的后遗症还在继续,通过税改提升经济增速的作用还未显现。

  事实上,莫迪上台以来最大的收获是通过经济改革实现了一些政治目标,例如,“废币运动”帮助印度人民党赢得了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的议会选举。2017年7月印度人民党候选人拉姆·纳特·考文德赢得了总统大选,进一步夯实了印度人民党在议会的权力基础,巩固了执政党的地位。

  但是,大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阵痛,甚至带来“内伤”。这些“内伤”一旦与国内宗教与民族矛盾交织,就会对推行改革形成根本性制约。当前“印度教至上主义”理念持续扩散,极端民族主义势头不断蔓延,莫迪政府推行内政外交新举措面临巨大压力。

2019年,印度将迎来大选。虽然莫迪赢得连任的机会很大,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且看莫迪政府在接下来的有限时间内,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医治”废币和税改对印度经济造成的“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