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翠萍:民族主义令印度面临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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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一个民族繁多、宗教复杂、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国家。其中,本土宗教印度教徒人口约占82%,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约占12%,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等宗教信徒比例占6%。这一特征不仅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自独立以来印度社会冲突与分裂现象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之一。近日,印度左翼资深记者高瑞·兰克什遭枪杀的事件,被普遍认为与近年来印度教极端主义盛行有关。

印度民族主义其实产生于民族独立运动。正是印度的民族主义促使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形成民族的基本认同,成功赶走了英国殖民者。虽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终结了英国的统治,但是与民族独立相伴随的教派冲突及其政治分裂,也导致了印巴分治恶果。后者则使独立之初的国大党领导人、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意识到了教派主义带来的危害,产生了推行世俗化道路的想法,提出了“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原则,主张教派和睦,强调团结统一。

1950年,印度制宪会议通过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1976年,“世俗主义”被正式写入了印度宪法。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印度教派主义思想的蔓延,避免了印度教势力的继续扩张。但是,这一政治遗产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世俗主义所倡导的“平等支持一切宗教集团”的理念与“唯我独尊”的“印度教特性”理念相冲突,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俗主义被不断兴起的“藏红花”、“印度教特性”等运动逐渐削弱。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爆发的一系列冲突,则使世俗主义原则的根基被进一步动摇。例如,1992年发生在巴布里清真寺的暴力冲突,据官方统计,一周之内有1097人丧生、4085人受伤;10年之后的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乱事件,导致至少800人遇难;2015年10月,印度北方邦发生了一名穆斯林因谣传参与了屠牛和食用牛肉而被数百名村民活活打死的惨案。

这些冲突事件背后,是“印度教特性”和印度原教旨主义进一步扩散并几乎渗透到了印度社会各个阶层的反映。

“印度教至上主义”往往是印度国内宗教和族群矛盾的根源,但同时也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印度的世俗主义不断受到冲击,印度的民族主义常常被贴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标签,在造成国内混乱的同时,教派与宗教冲突也成为社会分化的导火索,以及影响国内稳定甚至是国际关系的一大毒瘤。

2014年5月初,印度人民党领袖莫迪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应该说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支持密不可分。“强人”莫迪上台执政之后,不少印度的自由主义者就曾担心莫迪个人的宗教信仰,或者说他所在的印度人民党有关的印度教宗教组织是否会损害到印度的世俗基础。

事实证明这些担心并非多余,印度人民党政要不仅频繁参与各种宗教活动,而且还公开抨击国大党时期所定下的世俗主义原则是“伪世俗主义”,大力推行具有争议性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杀牛禁令”的推行。除此以外,还公开推行了一系列和印度教相关的文化宣传活动,包括将瑜伽列为中央政府公立学校六到十年级的必修课程。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把世界引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和谐的,一条是动荡的”。无疑,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宗教矛盾的产生与积淀,都是侵蚀并弱化民族凝聚力的根源。

在独立以来印度所经历的多次暴力冲突引发的分裂与社会动荡中,无论是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大规模冲突,还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血腥事件,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几乎成为了印度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当民族主义同贫困、种族、宗教、边界等问题纠缠在一起,而被少数极端、激进和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利用,就有可能会演变为民族间的冲突乃至最终有可能导致民族分裂。

当前,在印度尚处于国内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国际环境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莫迪希望用印度教精神团结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印度教认同”这一思想趋势,巩固印度人民党的执政势力。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缺乏对世俗民族主义多元文化的包容,很容易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从而破坏印度的民族团结。因此,很可能成为印度推进国内改革与实现大国目标的阻力。

(作者是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