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爽:光辉不再?印度经济增速放缓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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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今年一季度印度的经济下滑幅度超出人们的预计,但这一次“断崖式下跌”并非只是受到莫迪政府“废钞令”和商品与服务税改的影响。导致经济下行的缘由深埋在印度的经济运行机制之中,而莫迪的改革并未触及这些问题的根本。而经济政策和改革的失败,也很可能导致莫迪政府在政治和社会上进一步向右走。

【作者简介】杨怡爽,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

9月上旬印度官方公布的一系列2017-2018财年第一季度(4-6)的经济数据,为这个国家再度敲响了警钟。第一季度5.7%GDP增长率,不仅难以和上个财年同期的7.9%的增速比肩,更是莫迪政府上台执政三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大大出乎此前经济学家们的意料。莫迪所大力扶植和鼓吹的制造业方面也不容乐观,第一季度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2%,相比去年同期10.7%的增速,这是令人瞠目的下跌;长期支持印度经济的服务业部门也显露颓势,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专业服务的二季度增长率都已经放缓至6.4%,远不及去年同期的9.4%7月份的服务业经理人指数(PMI)也下跌至45.9,是四年以来最低。同期披露的7月印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6%,也是五个月来的最高。许多经济学家担忧,印度已经展露出滞胀的初步迹象。

对如此明显的下行趋势,印度政府和执政党却显露出模棱两可的态度,印度人民党主席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甚至宣称印度经济增速不力是由于“技术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

目前,人们对于这种断崖式下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在2016年之前印度大好的经济势头是被莫迪去年的“废钞令”与今年71日开始施行的商品与服务税(GST)改革打断了进程。“废钞令”严重扰乱了居民购买力与日常消费,而GST税改前期的混乱则令许多对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暂时中止了投资与交易,两者的“组合拳”严重打击了印度国内供给与国内需求两端,也令印度庞大的非正式经济部门陷入困境。反对党国大党的领袖也为此多次抨击莫迪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然而,仅仅归结于部分政策上的原因,似乎正是在为阿米特·沙阿所称的“技术原因”背书:“废钞令”影响会逐渐淡去,GST改革迟早可以走上正轨,受打击的供给链与国内需求会逐渐恢复,因此经济下行仅仅只是暂时的现象。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前,不少经济学家对印度经济做出了反弹的预期。

然而,另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深入考察2016年之前印度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则可以发现,印度经济增速放缓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废钞与GST改革造成的影响。

印度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必须归功于三点因素:第一,国际油价的下跌;第二,持续扩大的政府支出与投资;第三,通过改善投资环境的许诺与积极的外交政策赢来的巨额外资流入。

然而,这些利好因素都是不折不扣的“一锤子买卖”,红利消耗殆尽后便难以为继,还会带来负面效应。过去几年间,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支出,这带来了GDP与就业增长。然而,由于新增就业与投资实际上大量集中在了基建行业,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和就业创造表现平平,政府支出的持续高增长背后则是私人投资的增速减缓。印度各级政府创造财政收入的能力本来就有限,在缺少了低油价的支撑之后,这种政府投资拉动的模式是难以为继的。目前印度中央政府支出已经达到预算赤字的92.4%,各个邦和地方政府也均出现财政吃紧问题。莫迪政府之所以强推GST改革,同样也是基于扩大税基和政府收入、维系支出力度的考虑,但这反而造成了对印度经济的新一轮打击。

另一方面,真正长期困扰印度经济的顽疾——高通胀、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等问题,并未在高增长时期得到本质上的改善,高速增长甚至掩盖了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此外,早在莫迪政府上台初期,印度脆弱的农业部门与农村经济就已经倍受农民收入下跌和持续大旱导致的打击,而在去年季风终于如期到来的时候,“废钞令”又再一次加重了对依赖现金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打击。农业低迷造成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下滑,除了棉花产量之外,本年度印度主要的夏季农业作物产量均有下降,而其连锁反应就是西红柿、洋葱、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的上涨蹊跷地成为了印度当前通胀率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为了缓解农村经济的下滑趋势,印度政府对农村贷款施行的减免政策消耗了大量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反过来又影响了政府持续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

如今,高速增长的光辉已经逝去,形势一片大好的幻像正在被戳破,但其影响却可能比人们想的要更加深远。

首先,莫迪长期鼓吹的经济理念是市场化改革、政府良治与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然而理念归理念,过去几年间创造和维系了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并不是与这些“理念”相关的改革措施。客观地说,支持市场化改革的理念并没有错,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源泉是制度上的不断革新,这也是莫迪政府推动《劳工法》《征地法》改革的原因;然而,这样的改革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释放红利,莫迪政府显然等不起那么长的时间;这样的改革也极其容易触动既得利益,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现实往往并不如人意,只能做次优的选择。因此,莫迪政府成了不折不扣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其执政初期的高增长率,并非来自于这个政府自身所鼓吹的市场化理念与改革措施。那么,一旦泡沫破灭,人们对莫迪的政策开始感到失望,“改革”的吸引力还剩下多少,就是一个巨大问号了。尽管反对党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根基上对印度人民党构成威胁,但印度国内、国民志愿团(RSS)乃至印度人民党党内长期以来都存在着抵制市场化的庞大保守势力,莫迪经济改革上的失败,无疑将会为其提供更好的借口与理由,形成反对开放与改革的巨大政治压力。祖国觉醒论坛(Swadeshi Jagran Manch)等右翼组织发动的抵制外国投资、“抵制中国货”等行动正是其体现。

其次,莫迪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赢得大选的两大主要原因,一是其发展承诺,二是其鲜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张。对于普通选民而言,莫迪的发展承诺更有吸引力,他们希望莫迪能够将其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制造业快速发展与大量吸引投资的奇迹“复制”到整个印度。然而,一旦这种发展承诺难以兑现,为了维系当前印度人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莫迪的执政基础支柱则会转向为加强其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张,可能会朝着更加保守、更加“讨好”右翼势力的方向前行。可以想见,自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急剧恶化的社会极化和碎片化问题,会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中变得更加严重。而当莫迪政府开始试图通过“强硬”的对外姿态来转移国内矛盾和注意力时,我们已经通过“洞朗事件”,见诸了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