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爽:印度的社群主义与快速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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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南亚研究2016年第三期】

印度的社群主义与快速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作用

杨怡爽

【摘要】印度长期受到社群主义的困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挑战有增无减,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世俗主义原则受到印度教沙文主义与教派主义的攻击,造成了印度社会从多元化向两极化转变;种姓政治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则使得印度社会从多元化向碎片化转变。社群主义的挑战,部分是源自印度身为多元化社会本身固有的性质,但更主要的挑战和冲击则源自经济快速增长造就的社会分化。因此,这些问题不可能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消失。而莫迪政府受困于自身的矛盾,很难从根源上直面这些挑战,解决其造成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 世俗主义 教派冲突 种姓政治 社群主义

过去,经济增长往往被视作具有道德意义,同时也是保护与养育社会的稳定与多元性的。“经济增长——即对明显的大多数公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经常形成更多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经济增长能够形成稳健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 “会对新生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的、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催生对一切人平等以待的制度,抹消阶层带来的差异化。与之相对,极端主义总是来自于贫困、匮乏与边缘化。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都将经济增长视作为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促进快速增长与发展被视作解决所有社会矛盾的终极手段。

然而,学者们已经发现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或政治的稳定;“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的假定过于简单,或者说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与之相反,它甚至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根源。托克维尔很早就发现了法国革命并非源自赤贫,而是来自经济快速增长后的利益分配;而奥尔森则更进一步,他指出,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产业变迁和城镇化,通常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收入变化,从而削弱阶级、种姓、家庭组织的纽带,社会的变化使得相当大一部分人现有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无法匹配,使得他们丧失了原有的、固定的社会归属。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种观点对于印度尤其具有实际意义。

印度是一个宗教、民族、文化、语言都繁复多样的国家,多元性(pluralism)是印度社会自古以来的特点,体现为文化上的价值观多元化、经济上的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然而,这种多元性也催生出了南亚特色的族群主义(Communalism),即人民对自身所属的社群权利的关注——种姓或地方和民族——远远超过对个人权利和社会整体权利的重视。这是造成奈保尔在80年代观察到的印度社会“百万叛变”现象的成因,他提到印度“撩拨叛变的是二十种群体的急进主张、派系的、宗教的、区域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保持民主唯一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一个办法去平衡那些彼此相互不协调和不共容的团体的要求”。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是多种不同阶层、不同社群的人能够拥有足够的共容利益,减少社会冲突与分裂,施行有效的公共治理,形成公民社会。然而,印度的社群主义发展至今,已经严重割裂了印度社会的共容利益,侵蚀与干扰了印度的发展与治理。这些冲击与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教派主义政治威胁着印度的世俗主义原则,造成了社会从多元化向两极化(polarized)转变;其次,种姓政治与地方主义现象造成族群对立,使得社会进一步碎片化。

印度国内的公共空间被社群主义化(Communalisation)和藏红花化(saffronisation),社会和经济事务被泛政治化,这些挑战已经被公认为是妨碍印度作为整个国家竞争力的一个不利因素,成为了玛莎·诺斯鲍姆所说的“印度的民主恐惧”。社群主义导致的社会分歧形成了囚徒困境,加重了印度国内的社会分裂,冲突、动荡与不平等,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阻碍集体行动的形成,使得社会动员与共同目标的形成困难重重。印度国内外的学界都开始对这个问题展开严肃的讨论。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指出,印度多元社会面临的挑战,部分是源自多元化社会本身固有的特质,因此必然是长期存在的;但更主要的挑战和冲击则源自经济增长造就的社会分化。因此,这些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随着更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消失,反而会随之愈演愈烈。

一、印度社群主义带来的冲击

在印度,社群身份(Community identity)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基础,这种社群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种姓、语言与地方民族。社群将印度分为按照身份划分的成千上百个团体,彼此之间存在着利益重叠与冲突,唯独缺乏足够包容的共容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印度社会碎片化现象。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同社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尖锐,形成了社群主义的两大分支——教派主义与种姓主义。

在印度,教派主义主要指主流的印度教与其他宗教(特别是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是与印度教沙文思想的泛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与世俗主义的衰微联系在一起的。宗教虽然在印度社会中占据了关键地位,但印度曾经一贯秉承世俗化的原则,这意味着“印度政府平等地支持一切宗教集团”,印度的世俗化是“一种主张建立‘文化多元化’的国家的学说”。1950年,印度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与平等尊重所有宗教的理念,1976年印度宪法进行修正时,“世俗主义”被正式写入印度宪法的序言。然而, 80年代后,宗教与政治结合的趋势加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藏红花政治”、印度人民党与“印度教特性(Hindutva)”运动兴起。印度教右翼政治联盟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认为“同一的印度特性是衡量可否纳入民族国家的惟一的或最优的标准”,谋求构建一个“印度教特性”为唯一基础的民族与国家,这种理念的兴盛也直接造成了教派主义的壮大和宗教冲突的加剧。

1984年,印度人民党初建时人民院席位不过区区2席,短时间内就提升到1991年的119席,成为最大反对党。然而,印度教右翼政党、特别是人民党的崛起,其民意基础并非对极端价值观的鼓吹,也并非是贫困之中民众的偏激选择,而是源自其对市场经济与增长的支持。1993年,印度人民党因为在1992年引发阿约迪亚事件造成国内流血冲突,导致民众不满,也使得许多同盟政治派别与其保持距离,最终在大选中惨败。此时恰逢印度遭遇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不久,印度政府被迫踏上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道路,在这个变革的大环境下,印度人民党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策略。它针对印度社会的新变化,开始以民粹主义包装自身,鼓吹要让印度走上强国道路,主张市场化改革、发展工业、改善投资环境、自由贸易、改进政府治理;而对国大党的攻击重点则转变为其家族政治、执政期间印度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政府的低效率与贪腐等;同时,尽管印度人民党选民基础主要是高、中种姓,当时却蓄意打起了“印度教徒是一家”的旗号,拉拢低种姓政党作为盟友。这些策略扭转了人们心目中印度人民党“极端沙文主义”政党的印象,并且吸引了70年代后逐渐成长起来、在90年代后发展壮大的城镇工商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有效地扩大了它原本较为狭隘的社会基础。从1998年印度人民党赢得全国大选,到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无不以是发展和良治作为卖点、以经济增长承诺作为成功基础的。

然而,尽管1998年后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经济增长取得了较高成就,但同一个时期也见证了宗教社群主义的保守排外与极端行为日益普遍。印度人民党试图通过增长的承诺来说服大众与世界,但其思想基础仍然是带有明显教派主义色彩的,推广“印度教传统”和“印度教价值”依然是它的一项主要政治目标。此外,人民党以发展与增长许诺吸引了大量的新兴中层阶级,他们不但没有成为开放、多样社会的支持者,反而成为了保守思想的支持者。身为社会中坚的印度教中产阶层,通常不认为自己在支持“印度教特性”,而是“印度教价值观(Hindu value)”,但是由于这种“印度教价值观(Hindu value)”和“印度教特性”概念本身的含糊性,在其诠释和传播中极其容易相互渗透和转换,而大众媒体则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由于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往往主导了大众媒体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保守的、反多元化的价值观披上“印度教价值观”外衣得以扩散和传播。自80年代开始,世界印度教大会就曾提出过“不雇用穆斯林、不从穆斯林处购物、不出售商品给穆斯林”等“罢市”计划。印度教徒的商业垄断使得大量穆斯林在8、90年后落入贫困境地,许多穆斯林青年失业,由此造成了穆斯林社群的激烈反弹,间接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在印度国内的兴起、恐怖主义和教派冲突的加剧营造了温床。包括班加罗尔、马哈拉施特拉、艾哈迈巴德等地的宗教冲突,往往是以信奉一个宗教的职业/经济团体攻击另外一个宗教的特定职业/经济团体开始的。2002年3月的古吉拉特暴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造成大规模伤亡。伊斯兰、锡克教等教派的原教旨主义也随之升温,极端穆斯林政治组织如人民民主党、民族发展阵线等纷纷建立起来。

人民党2004年大选落败、国大党组成联合政府再度上台执政后,教派冲突依然频频发生,包括2007年的Samjhauta Express 列车爆炸、Mecca Masjid清真寺炸弹袭击事件和2008年的Malegaon爆炸等“藏红花恐怖”事件。随着全球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世俗主义和无神论者更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2014年莫迪上台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增长也取得了近些年来的较好成绩,但政府公然推动“印度教特性”色彩的政策,“不宽容(intolerance)”现象加剧,“神牛十字军”问题频繁爆发,印度教社群和少数族群之间的紧张气氛加剧,酿成了所谓“低度暴力(low-key violence)”和社群暴力(communal violence)屡见不鲜的社会氛围。奥巴马在2015年一月份访问德里时公开提到了在印度宗教和文化分裂深化会造成的危险,印度前外交国务部长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撰文指出,印度已经在国际上给人留下了“被反启蒙主义者治理”的印象。这些事件引发了2015年下半年整个印度对“世俗化”原则的大讨论,并最终导致了2016年2月上旬尼赫鲁大学掀起的印度二十五年来最大规模的学潮抗议活动。

印度社会面对的第二个严重的社群主义挑战是种姓社群主义。印度在建国之初的宪法中就废除了种姓作为一项正式制度的法律地位,但极为讽刺的是,正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间,种姓的重要性却反而在不断加强。上世纪70年代,下层种姓政治开始蓬勃发展,北方低种姓被第一次大规模动员起来,而在南方,在独立前一度兴旺发达的低种姓运动独立后经过一段式微的时期,在90年代后再度得到了发展。根据种姓组建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在印度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旺盛发达,许多地方性政党以及工会都以种姓为基础,小型的低种姓政党和高种姓政党会结成联盟。2009年印度全国大选时,参加选举的政党数有1000多个,其中全国性政党有6个,邦一级的有42个,其他则均为地方性族群政党。在参加选举的1000多个政党中,绝大多数政党的执政纲领都具有族群利益性质,是典型的族群型政党,种姓因而成为了“政治动员的无穷资源”。在大选中谋求胜利的多数党派,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都不得不寻求与他们结盟,因为在低种姓人口占70%的印度,种姓联盟或种姓政党的票仓能力通常极为雄厚稳定。

种姓社群主义的壮大同样也是与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齐头并进的。一方面,自80年代以来,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并未普遍惠及底层民众,社会不公的情况持续存在,这造成了种姓政治日益壮大。农村和城镇中有大量表列种姓生活在贫困线下,缺少基本权利保障、教育和就业机会。低等种姓的长期持续贫困,造成了种姓之间长期的社会裂痕与相互仇恨,构成了种姓政治的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造就社会变革的时期,种姓从社会结构转化为政治组织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过去,印度是一个垂直的庇护-依附关系社会,农民依附于地主,下层种姓依附于上层种姓,前者用劳动力与服从来交换后者给予的工作机会、土地或保护。“这种庇护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互惠关系,涉及的是庇护双方各自拥有资源的交换,几乎不涉及公共权力”。但是,社会变革与经济增长打破了这种庇护关系。随着“绿色革命”、不完全的土地改革与城镇化进程,中下层人民转而依附政治组织,种姓政党、工会或地方性民族政党,这和西方的政治组织形态截然不同。“种姓协会……如果它不被彻底放弃的话就将遭遇两种命运,要不作为慈善机构存在下去,要不演变为一个政党。” 种姓的“代言人”政党们之所以能得到依附,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快速增长造成了奥尔森提到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脱节;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治理的效率改进无法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使得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力落到了社群组织手中。种姓政党利用这些间接控制的公共资源(来自政府的利益交换)施以恩惠,以此构建新的庇护关系。“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公民共同体的平等成员之间的信任……他们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调停”。

种姓政治与相关的政治组织成为种姓主义(casteism)、庇护主义(clientelism)、恩庇政治(PatronagePolitics)的温床与基础。种姓集团政治化加剧了种姓分化和对立,尤其是低种姓政党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对高种姓的“复仇”倾向。政治竞争和经济利益的针对,使得高种姓和低种姓的相互对立始终尖锐,针对特定种姓的歧视与暴力活动仍在持续,甚至有加剧的趋势。根据印度犯罪记录局的数据,针对表列种姓的记录在案的犯罪活动一直在持续增加。1981年在案数为14318起,2009年则已经上升到33,594起。被谋杀的表列种姓人数从1981年的493人上升到2009年的624人。值得注意的是,从2013年到2014年,针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暴力犯罪均出现剧增的现象,分别从2013年的39,408起增加到2014年的47,064起,从2013的6,793起上升到2014年的11,451起。

城市中的种姓仇杀在进入新千年后虽然已经不多见,但高等种姓与低种姓之间的矛盾冲突则经常围绕配额与预留制度等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凸显出来。例如,1990年蒙代尔委员会经过调查后在报告中建议政府扩大预留制度的范围,曾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2008年5月23日,拉贾斯坦邦的古尔加(Gurjjar)为争取把自己的地位从其他落后种姓(OBC)改为更低的、享有更多优惠政策措施的表列部落,爆发大规模抗议,与军警产生冲突,导致15人死亡。2015年7月,在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帕蒂达(Patidar)种姓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针对预留制、争取“其他落后种姓(OBC)”地位的抗议运动,不到一年时间,2016年2月在哈里亚纳邦再次爆发贾特(Jat)种姓针对预留制的暴力示威,造成至少10人丧生、150人受伤。

这些冲突中的鲜明特色是经济利益与种姓问题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各个种姓集团之间的冲突,往往以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作为导火索。以往,激烈的种姓冲突多发生在比较保守、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农村,往往以种姓的世代仇恨为导火索,比如2000年的印度比哈尔邦米亚普尔村事件。然而,近年来,屡次爆发大规模种姓政治事件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爆发帕蒂达种姓抗议的古吉拉特邦是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邦,而2014年在印度种姓冲突事件中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则是公认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水平较高、社会较为开放、城镇化水平很高的马哈拉施特拉邦(338起)与泰米尔纳德邦(211起)。许多种姓冲突是由“受过教育但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引发的,其根源与地方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息息相关。以帕蒂达(Patidar)种姓的抗议运动为例,运动发起者大多是帕蒂达种姓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古吉拉特注重制造业,经济部门吸收的主要是大量的底层劳动力,并不足以为帕蒂达种姓这些受过教育的白领年轻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帕蒂达种姓的抗议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预留制还让大量的低种姓人群占据了公职岗位和各个经济部门,导致年青人丧失了更多就业和社会机会。为此,他们才要求政府要么彻底取消保留制度,要么就把帕蒂达种姓也加入受到照顾的“其他落后阶层”(OBC)中去。

纵观这些现象,不难发现印度多元性受到的挑战,是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步的。印度教沙文主义与种姓社群的分裂并不是在印度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的“印度速度”或“许可证为王(LicenseRaj)”时代萌生和壮大的;恰恰相反,它是在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走上快速增长轨道的时期繁荣起来的;宗教冲突并未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减少或减弱,反而与日俱增。城镇化和工业化,曾经被视作为解决“以农村为根基的”根深蒂固的种姓歧视的途径,但正是在城镇中,在工业化社会中,种姓集团之间的分裂与斗争却找到了新的表现方式。越来越多的宗教冲突、种姓冲突、社群冲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或地区;社群政治兴起与现代化同步;冲突的根源越来越多地与经济利益的争夺和产业竞争相挂钩,而非传统的社群历史宿怨或宗教仇恨。其结果就是,“对印度现代民主制度提出挑战的恰恰是现代化中受益的群体”。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抚平社会分裂的伤痕,反而加剧了这种分裂。

二、经济增长与社群主义的壮大

在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在打破了旧日纽带的同时,又在其基础上固化了社群的边界,强化了单一身份认同,而这些新的社群边界的固化,是以多元群体之间共容利益的日渐稀薄为代价的,而其结果就是社群主义的勃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一部分是源自印度的多元性自身,然而其主要根源则并不在于多元性。过去,印度虽然是一个由多元的宗教、族群、民族构成的社会,但是各个社群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流动的。然而,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这种模糊的边界被固定了下来,人们也被迫只能在多重身份中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第一,快速的经济增长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却又促成了新的以社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正如前文所提到,曾经遍布于印度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垂直庇护-依附关系被打破后,形成了社群对社群政治组织的新依附形式。帕萨查特杰曾通过“加尔各答铁道村”的故事指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社会变革使得底层民众摆脱了传统的依附关系,并给予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而民主体系则决定了他们不管是否愿意都必须参与到政治中去。然而,这并未改变广大民众缺乏政治教育和公民意识的现状,他们很难仅靠自身就建立起集体认同,也很难组织起能与公权力进行议价和交流的公民组织。由于丧失了过去来自地主、富人或上层种姓的庇护,他们需要争取自身权利时,除了寻找代理人和依附相关组织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能够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的途径。以种姓为例,当1950年的印度宪法从正式制度上取缔了种姓的时候,社会上并不存在能够取代传统的种姓来协调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于是民众所能依靠的只有摇身变为种姓党派、种姓协会的政治组织。原有的种姓科层关系可能被打破了,但是种姓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了联接和融合新旧两个社会的工具。即便种姓制度已经失去了正式制度上的合法性,印度社会的组织依然以种姓为基础。因此,种姓政治成为恩庇主义的温床和新时代的庇护-依附关系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经济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和政治竞争,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更容易“回归社群和寻求社群资源”。即便由于人口流动,种姓社群已经难以提供庇护或归属感,在印度这样的多元化社会里,总有其他多重身份提供的社群可以依附,比如民族、语言群落、地域或是宗教。这也正是孟买为基地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湿婆军崛起的基础:从农村来到城市、丧失了原有社会纽带的马拉塔人,针对“外乡人”和“异教徒”,不分种姓地结成了这种根据地域与语言的“土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组织,以寻求经济上的保障。

这种垂直庇护-依附关系被打破和经济增长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经济持续增长让新的城市中产阶层产生了“预期提高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也就是对政府表现的期望和改革要求的提升。如果现任政府无法满足这些新要求,期望的落空会造成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国大党的持续衰落和控制力的丧失(间接为印度教右翼政党的上升腾出了空间),看似是一系列政策失误和党内斗争的后果,但其社会根源正是这两项因素。而正是由于全国性的、泛阶层的、世俗化的国大党无力满足这样的期待,才使得民众纷纷选择诉求和基础更加狭隘的政治方向与政治组织作为其代理人。

第二,不平等的经济增长必然会造成社会分化,酿成经济基础上的社群利益对立。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贫富差距的减少和更多的平等,而印度经济增长也并不是真正的包容性增长。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源头是制度改革,但任何一种制度改革都不可能是中性的——也就是对所有阶层产生同样的效果。在1991年的改革后的多年高速增长中受惠的主要是新成长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和工商阶层,尤其是服务业相关的人群;然而由于印度并没有足够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和进行土地改革,大量底层民众和农民被经济增长的过程“抛弃”了。1999年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政府上台后推行的经济改革则加强了这个趋势:人民党政府大力推行经济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化进程,但其扶持重点依然放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如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等服务业,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集中于人民党的主要支持者城市中产阶级,南方发展明显快于北部,城市发展明显快于农村,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并未得到改革实惠,尤其是农村的就业与福利受到了严重影响,甚至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这些不平等导致印度社会经济分化日益加剧,经济因素在宗教和种姓矛盾中起到的作用因此越来越重要。

首先,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市场化,许多宗教、种姓和地方冲突的背后,其实更多是各个社群之间经济竞争或是贫富分化,其根源和动机是出自经济原因——即扩大本社群的经济影响力、产业基础和政治实力。各个种姓集团之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多次冲突、极端地方主义的行为,都是以经济矛盾开始、以攻击对方的商店、工厂为手段、以彻底摧毁对方的经济影响力为目标的。

其次,这造就了大量奥尔森所称的“丧失纽带”的人群和在改革中受损的人群,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极端主义的影响,更容易攀附教派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激进组织。大量受过教育却失业的城市青年因而成为了原教旨主义最积极的冲锋队与打手。教派主义也往往通过利用这种经济上的社群对立来进行政治动员,将某一群体的贫困归咎于另一群体的阴谋和迫害,以此煽动仇恨。

最后,印度的经济增长没有大规模增加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帮助底层劳动力脱离贫困的主要原因,除了印度本身工业基础的薄弱之外,缺少一个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缺乏足够的人口流动也是其中之一。而人口流动遭受的阻碍,很大程度上依然要归结于长期以来的种姓职业分化带来的僵化。低等种姓由于长期的赤贫状态,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源进行长途迁徙;某个职业、某地工会、某个产业,往往是由某个特定种姓或宗教集团一手把持的,这些垄断往往堵死了其他种姓获得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的道路;尽量大量农村人口会流入外地或城市,但是这些流动人口往往很难从当地获得正式工作,因为本地民族主义的势力经常会把控工会,确保职位不会被外地人抢走。

从印度80年代后经济增长中获益或受损的人是如此泾渭分明,这就使得快速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分化而不是统一了社会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是分离的、割裂的,对立的,而这种泾渭分明竟然依然是以宗教、种姓和社群划分为基础的,这也说明了为何印度的社群主义的成长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重合。

第三,追求“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加强了社群身份认同。随着经济增长,不平等鸿沟扩大和最底层民众生活水平没有大的改善,这让实现“平等”成了施行普选的印度的绝对“政治正确”。历任印度政府“实现社会平等”方式,大都是通过大量的平权项目、补贴、公益和福利计划进行再分配。然而,以前文提到的频繁引发争议的保留制为例,许多政府的项目根基正是阿马蒂亚森曾多次反对过的所谓的“单一性假定”,即将人视作“只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给了他或她唯一重要的身份”。真正的平等,应当在于人无论有怎样的出身,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因此印度实现“社会大同”改革目标本应当是竭力淡化人的社群主义认同,让“种姓”及“社群身份”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能够变得无关紧要,而预留制起到的作用却是截然相反的:由于一切都由出身决定,因此所有人都牢牢抓住了自身的种姓身份,族群认同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被一再地强调,还附带上更多的政治经济诉求;最终,不但平等没有实现,社群的边界反而因此变得越发清晰和不可逾越。这也就是为什么,被列入OBC的社群数量不断膨胀,从1953年到2006年,OBC社群数量从2399个增长到了5013个。而由于实现平等、扶助贫困底层是绝对“政治正确”,任何改革措施,都会遭到反对党乃至政府内部的激烈反对;这种以身份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变得极难以动摇。

利益集团与宗教、种姓身份认同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强化,导致了社会分裂的根源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广泛。

第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推动了“传统的现代化”,同时也赋予了人们身份认同的工具。

社会的发展、教育程度的提高、大众媒体的兴起,反而助长了印度学者查特杰口中“现代性的异质时间”的产生:现代的工业化社会与古老价值观、社群主义依然并行不悖,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其他’时间并非只是前现代过去的遗物,它们是与现代性遭遇的新产物”,这也是“传统的现代性”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在印度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缘故。现代化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给予了许多从前被边缘化的大众接触到传统价值观的机会:宗教知识不再被特定阶级垄断,其传播变得轻而易举,人们透过电视、报纸和收音机了解教义,众多的相关读物与节目被制作出来,教导大众“如何遵行传统”行事。“印度实际发展绩效……在很多情况下导致了梵化思想和传统价值观的传播”而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这个趋势不是消亡,而是增强了。

这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这使得“跨越种姓与地区界线的、史无前例的、泛印度的印度教意识建立起来”;其次,这使得印度著名学者斯利尼瓦斯(M.N.Srinivas)所称的梵化(Sanskritisation)现象变得更加广泛。梵化指从前社会边缘的低种姓阶层和部落,开始模仿和学习高种姓生活方式的社会行为,包括改变职业、习俗、宗教习惯和饮食习惯等,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符合印度教主流社会的身份认同,这一现象本身就是随着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而产生的。经济结构变化使得一部分低等种姓得到了改变经济地位的契机;远途迁徙和改变姓名的成本降低,几代人内改变社会地位也成其为可能了;大众传媒的出现和知识的扩散让低等种姓能更加容易地模仿过去高等种姓的行为方式,从而改变其宗教地位。传统印度社会中“大多数种姓群体的种姓身份则处于不确定状态”,而梵化要求对种姓“真实”身份的再三重复表述和强调,因此梵化过程实际成为了过去模糊的族群身份被确认和固定的过程。梵化行为的目的,一是提升自我阶层身份,二是对过去高等种姓垄断“传统”的一种反抗,因此梵化的低种姓一方面学习高种姓的行为,另一方面却将高种姓视为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这导致了梵化过程中对其他社群特别是较高种姓的对立乃至敌视。

另外一方面,为了凸显自己提升身份的合法性,梵化的族群也会加倍看重对“传统价值观”的遵循,大多体现为其“仪式身份”的重塑——通过强调自身的纯洁性(比如改吃素食和模仿婆罗门的祭拜方式)来改变宗教上的种姓地位等。这让传统价值观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特别是中下层社会内得到了传播,加强了“传统的现代化”的效果。近代以来,中低种姓中童婚、寡妇守节、嫁妆死亡事件的增加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网络、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助长了身份认同与群体极化。网络与社交媒体是经济增长、产业革新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产物。印度有高度自由的网络舆论环境和非常发达的移动网络,根据估计,到2015年12月份,印度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达到4.02亿,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数量第二的国家。这无疑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然而,学者们很早就发现,兴旺发达的网络与社交媒体并没有助长一个社会的多元与包容性,与之相反,它很可能还会造成群体的极化现象。网络和社交媒体提供了具有类似观点的人群相互串联的平台与条件。现实中人们面对的是多元化的社会,但是在网络上,人们更倾向于只观看自己赞同的观点,与自己意见相似的人进行讨论。这一方面方便了持同一观点的人跨越地域的限制结成虚拟社群,也促成了“泛印度的印度教意识”或穆斯林原教旨集团在网络上形成;另一方面,则让宣扬宗教偏见、种姓仇恨之类的小群体内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网络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族群政治或是教派主义政治进行政治动员的新工具。Web 2.0“用户上传内容”的特点也便利了政治神话的塑造。

三、经济增长承诺和社群主义之害

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与其国内社会延续的分裂状态,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副面孔。但是,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在印度的社会与制度没有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前提下,一段时期内,增长与社群主义的泛滥依然会是共生的,不存在人们想象中此消彼长的关系。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以下几个社会后果,而这些无不都在助长社群主义:

第一、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脱钩,公民社会的缺位与公共治理的匮乏成就了社群政治;

第二、快速而不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加剧了社会矛盾,使得人们更容易依凭社群身份产生对立心态和极端思想;

第三、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现代化给予了人们加强身份认同的工具;

第四、经济快速增长放大了制度本身的非中性作用,使得经济、政治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施行都依赖于社群身份的认定、社群关系的处理。

在此结论上检视本届印度政府的施政纲领与选举承诺,便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以经济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是目前莫迪政府之所以在大选中获胜并立足的合法性基础。他承诺给予印度选民的是“古吉拉特模式”的发展、政府的良治、投资环境的改进、工业部门与贸易的扩大以及长期高速增长。但是,人民党政府对教派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坐视不管,甚至推波助澜、带头攻击世俗主义;而在社群主义的问题上,尽管莫迪曾经公开谴责种姓主义与社群主义是“社会之恶”,但从其执政至今,在解决社群主义根源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包括预留制带来的种种弊端。人民党的发展政策,从其整体上来说是体现其所代表的新中产阶层和工商阶层利益的,因此从一开始就一直受到代表农村和下层贫民的其他落后种姓(OBC)和低种姓政治组织的攻击,莫迪政府试图推行的多项改革由此受阻,印度人民党也因此在比哈尔邦的选举中一败涂地。为了能够顺利地持续推进改革,莫迪无法冒进一步丧失OBC和低种姓社群支持、在地方选举中再继续落败的风险。此外,要解决社群主义的根基,不仅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政治决心,也需要更加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一个全新的社会公平政策体系,而目前的莫迪政府已经没有余力来做这些工作了。换而言之,放弃对社群主义问题开刀,是莫迪政府必然的选择,它受困于自身的矛盾与局限,很难对目前社群主义的挑战有什么作为。

曾有许多人深信,经济增长能够解决印度社会的一切问题,可以加强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处,抹平种姓身份。然而现实则是,印度如同一辆原先就已经有裂痕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飞速奔驰时,裂痕绝不会自行消失,反而会越发扩大。若是社群主义恰是来自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那么“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难以从根源上解决教派主义和社群主义,经济增长越快,则社会的分化和分裂只会越快,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社会问题。而社会的困境没有改善,就意味着印度政府的执政和印度社会治理成本将会越来越高,这最终必然威胁到增长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