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翠萍:中印在印度洋可以开展合作吗?

首页 > 学术成果 > 热点时评 > 2014-08-24 23:36:00

近年来,中印关系除了受边界问题、贸易逆差等影响之外,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未来经营两国关系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作为金砖国家的两个典型代表,中国和印度未来对外扩张利益边界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是两国进一步增强国力和提升地区影响力的发展道路选择。2014年7月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新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进行了首次会晤,此次“习莫会”被媒体认为是翻开了中印关系新的篇章。北京和新德里都知道,合作有利于中印各自“大国梦想”的实现。中印在印度洋可以开展合作吗?

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的印度,两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均得益于各自渐进地走上了市场化改革之路,得益于各自实施了互利合作的对外开放战略。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多年出口市场集中于欧美日的发展状况后,市场正逐渐向周边国家转移。2011年以来,东南亚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而南亚、中亚、非洲的市场潜力也在不断增大,意味着印度洋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印度洋作为中国的西部邻海,蕴藏着丰富的战略性资源,是中国通向南亚、中东、西亚和欧洲、非洲的重要交通、贸易和能源通道,印度洋的安全与稳定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而,印度洋是中国实施“陆海丝绸之路”战略的关键区域。另一方面,将印度洋视为“后院”的印度,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与市场化改革以来实施对外开放的“东向政策”密切相关。未来,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和中国同样的情况,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也取决于对外进一步拓展利益空间,加大与印度洋国家以及西太平洋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但是,由于扩张势力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多层重叠而导致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最终将更多地体现在海军领域,而非陆地之上。尽管两国在印度洋的共同利益空间不断拓展,战略重叠空间也不断增大,合作需求也随之增加,但竞争压力也似乎在不断上升。如果不能合理管控竞争,则可能会使中印在印度洋上的战略竞争转化为地缘冲突,影响两国在印度洋的合作与利益共享。

一、中印在印度洋战略中的相互需求

冷战迫使地区研究领域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其中中东、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都是独立的单元。但是,通过贸易、能源和安全协议,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和中东越来越联合成一个整体。从这个角度,中印在印度洋战略上存在相互需求。另一方面,印度谋求对印度洋的控制权以及实现主导印度洋事务的目标,与美国维护在印度洋现有的霸权地位存在矛盾和冲突。如印度海军想要控制的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等,这些咽喉要道全部都在美国要控制的16个海上战略通道内。因此,印度短期内想要实现印度洋成为印度“内湖”的战略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中印在印度洋战略中拥有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

(一)、“后美国时代”中印有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一致性战略需求

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除了把部分战略资源配置从中东转移到亚太,通过主导TPP而从经济上密切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同时从政治和安全领域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接触。美国官方在多个场所强调美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视,配合种种动作制造了亚太地区紧张的气氛,加剧了安全局势的动荡。事实上,美国撤出中东后,中东的安全问题必将首先殃及印度洋地区。美国为了实施“再平衡”对中东“踩刹车”而对亚洲“加油门”的战略变化不仅为中东撒下了动乱的种子,也使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局更为复杂,一定程度上也加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构建了战略威胁,助推了世界和地区大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反而导致了潜在安全格局的失衡、区域合作失衡和大国关系失衡,增加了这一地区紧张和冲突气氛,是这一地区安全和冲突的最大隐患。应该看到,中东很多国家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政权,甚至有迹象成为失败国家,宗教极端主义崛起。失败国家也必然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的训练地。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面临保护其在中东利益带来的挑战。其中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向西延伸和扩张,对印度沿岸国家甚至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二)、印度“东进”和中国“西进”战略重叠领域获取合作红利的相互需求

印度“东向政策”由东南亚向西太平洋甚至更为宽广的领域延伸,通过也横向扩张到中东和非洲等广阔领域。中国在不断推进开放战略的过程中,印度洋地区能源和贸易通道存在越来越高的依赖。北京虽然无意与新德里来争夺在这片领域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但必须有权维护其地缘经济利益和保障周边经济安全。随着中国“西进战略”以及印度“东进战略”的推进,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与印度海军进入太平洋一样,都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典型代表,两国除了有共同维护国际海洋航道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之外,抓住机遇在战略重叠区域,加强互惠合作,获取战略红利,有助于在相互需求中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

(三)、中印在应对印度洋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具有相互需求

印度洋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海盗、恐怖主义等各种非传统威胁相对集中的区域,沿海地带囊括了索马里、也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这里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基地组织网络覆盖区域。印度虽然想维护其在南亚次大陆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但面对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印度不可能独自面对和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在这一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首先,这里聚集了全球最主要的“失败国家”,“失败国家”是印度洋地区最不稳定的根源之一。索马里就是名列全球的失败国家之一。在2012年全球和平指数最低的10个国家中,印度洋国家就占了5个,分别是索马里、苏丹、伊拉克、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其次,海盗问题是近年来印度洋地区关注度最高的非传统安全之一。在海盗频发的7个地区包括索马里海域、红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亚丁湾、几内亚湾和南中国海,有5个位于印度洋地区;再次,印度洋地区还是恐怖主义的摇篮。2012年,全球恐怖主义的滋生地有四个地区包括:(1)巴基斯坦和阿富汗;(2)阿拉伯半岛;(3)索马里半岛;(4)马格里布地区,这四个地区都属于印度洋地区。可以预见,海洋恐怖主义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安全焦虑之一。从2008年底开始,索马里海盗和先前在红海海域、曼德海峡、印度海岸以及马六甲海峡发生的海盗事件和恐怖袭击都证明了这一点。印度一向重视海军建设,中国现在也逐渐开始重视海军建设,两国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以保障海上航道的畅通与安全,合作的空间巨大。

综上,中印在拓展各自战略空间的同时,存在战略利益重合是客观的事实。印度这一“印度洋上永不沉没的航母”,坐拥印度洋的天然优势。在维护印度洋航线安全畅通方面与中国具有合作相互需求的情况下,两国之间依然有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这一点不可小觑。

二、中印在印度洋主要竞争领域与潜在冲突

从拓展战略利益空间的角度看,中印之间在印度洋问题上存在战略一致性。战略一致性意味着战略空间的重叠,战略重叠可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遇,同样也意味着为争夺战略红利而更多竞争甚至是激发冲突。

(一)、中印在竞争印度洋战略利益方面存在潜在冲突

当前,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印度的后院——印度洋及其周边海域,成为了印度首要的战略关切。印度担忧中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会对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以及印度谋求在印度洋的控制权和影响力造成威胁。这是两国在印度洋问题上战略竞争和潜在冲突的主要来源。印度海洋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控制印度洋,印度不会甘心印度洋永远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只是苦于目前无能为力。那么,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印度,是否愿意与中国在海洋领域进行合作呢?

为了赢得战略利益和争夺影响力而进行战略竞争,往往会出现经济合作与战略紧张关系并存的情势。通常竞争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将对手视为伙伴,如果有可能助推战略合作,也只会是在某一领域,难以实现全方位的合作。普遍情况下战略竞争者会把对手视为敌人,竞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引发恶性竞争甚至是冲突,而且彼此对威胁认知不断升级将导致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更加脆弱,也必然会成为大国“战略对抗”和地区“安全困境”的产物,甚至会催生一种“结构性动荡”局面的出现,由此引发的紧张气氛才是地区安全的最大隐患。

虽然“中印大同”(Chindia)和“龙象共舞”的预期的确“前景美好”,而且中印都有良好的合作意愿特别是经济合作方面,但中国的快速崛起让印度嫉妒。在新德里眼中,中国西进印度洋,就构成了对印度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即便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中国西进印度洋依然使印度感到担忧。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国与印度的战略利益延伸已经超越了领土问题和水资源问题,海军的足迹在印—太平洋不断延伸、碰撞,是潜在冲突和未来安全困境的主要来源。即便在中印两国的利益交汇点逐渐清晰,挑战和威胁逐渐趋同的情况下,新德里对北京进入印度洋的态度或反应依然是“敏感”和“谨慎”。在这样的背景下,除非谨慎管理,否则随着印度和中国海军的远洋行动不断增多,中印在海上的竞争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显然,印度担心中国的海军力量有一天强大到能伸入印度洋,与其争夺影响力。在纠结与矛盾之中,新德里一方面希望借力中国削弱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为了“借力”而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借力的同时又“助力”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这也是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在经济合作上表现相对积极,在战略合作上相对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中印在经营与南亚特别是巴基斯坦关系上存在竞争与潜在冲突

事实上,中印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已经逐渐意识到加强合作对推进全球力量平衡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印度方面加强合作的行动明显不足且缺乏主动性。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交往,部分国家猜测或担心中国的意图是扩张性的,企图谋求对印度洋一定的控制权。虽然印度与中国无论是贸易额还是投资额都在迅速增长,经济合作前景广阔,但对华战略受“中国威胁论”影响而显现矛盾心态和防范心理。相互猜疑引发的“战略多疑症”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双边以及多边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并最终落脚到经济合作领域,使得政治因素成为经济合作的“绊脚石”。

中国的崛起以及加强与印度邻国的关系被认为是对印度安全的威胁,中印不仅在南亚甚至是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存在战略和地缘政治的竞争。中印之间存在相互不信任,且印度对中国不信任程度更大,认为中国是印度安全的最大威胁。除了中印领土争端,印度长期支持达赖喇嘛分裂集团,试图以宗教和西藏问题牵制中国。随着印度在印度洋海军力量、科技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不断增长,印度正试图从海上获得解决陆地问题的突破。中国进入印度洋被认为是实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以遏制印度崛起。因而,印度实施“东向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应对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三、结论与中国应对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合二为一的特征,使印度洋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海上安全看,印度洋是中印海上航道的“脆弱”区域;从经济利益看,印度洋是中印开展经贸合作的“关键”区域;从战略高度看,印度洋是中印实施海洋战略的“核心”区域。

中印战略空间的不断拓展带来的即是机遇也是挑战,两国关系发展与战略选择决定了这种变化将更有利于增进合作还是将进一步增加冲突。无论如何,实现印度洋地区的繁荣与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应该是中印两国的共同的愿望与相互的需求。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实现这种相互需求需要双方进一步实施开放性战略与开展互利性合作。这既是决定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关键。为此,中印在印度洋应该努力寻找共同利益与合作途径,寻找预防和管控冲突的机制。从中国视角,减小和避免中印在印度洋战略竞争与冲突的发生,应该着力于以下方面:

第一,努力使节点国家成为印度洋安全架构中的利益攸关者,在更广阔的利益空间促进中印在印度洋的合作。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相互促进为“着眼点”,以公路、铁路、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为重点“抓手”,以金融制度改革和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优先”,选择具有经济效益的重点合作项目在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合作中获得“早期收获”。通过为域内也为域外国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全新的合作平台,通过相互交流促进文化认同,以文化认同促进经济合作,以克服目前国与国之间存在的战略互疑,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消除政策分歧。这样,要先瞄准节点国家的几个重点项目,特别是在“引进来”和“走出去”、金融服务、产业园区建设、服务平台构建等方面选择合作对象,形成示范效应。在重点项目选择上,要更加考虑合作项目的合理性、经济利益的对等性以及长远利益的均衡性,由易到难逐渐推进。同时,先期合作项目的选择不能只注重输出廉价商品和进口资源性产品,要同时关注非资源性合作项目和民生领域合作项目,以避免引起周边国家的误读误解或产生认知误区。由此,在考虑相互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印度洋地区节点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更为广阔的利益空间,促进中国和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相互合作。在实现两国的利益诉求基础上,形成经济与安全合作的良性互动。

第二,中国西进印度洋战略要变被动随势为主动谋事,把促成文化认同与促进经济合作并重,承“古丝绸之路”文明融合之路,布“陆海丝绸之路”之局,谋国家安全战略之道,推“西进印度洋战略”之势。“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构想与框架设计中,应该重视中印共建的作用,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印实现共同利益的纽带。目前,亚洲地区已有的合作机制较为分散且作用有限,“一带一路”将以战略需求为导向,借助“金砖国家”、中国与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10+6)、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机制,构建新的合作平台,通过示范工程和重点项目,形成可推广的合作模式,分阶段、分层次整合区域合作优势,深化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非洲以及欧洲的经贸合作,促使分散的合作更为机制化,发展更具开放性。这也是中印合力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亚洲崛起的现实需要。(作者系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