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翠萍: “莫迪时代”:印度外交政策走向

首页 > 学术成果 > 热点时评 > 2014-07-01 23:53:00

五年一度的印度大选于2014年4月7日正式拉开序幕,5月12日结束投票,历时36天。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共有8.14亿选民投票,登记人数比2009年增加了1亿多人,创下世界之最。5月16开票结果显示,人民党远远领先于国大党。该党的总理候选人莫迪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是印度时隔10年首次实现政权更迭,也是印度近30年来单一大党赢得的最大胜利。当晚,作为西部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印度人民党领袖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发表了锁定胜局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宣称要让本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5月20日,印度总统穆克吉正式邀请印度人民党总理候选人莫迪组建新一届联邦政府。莫迪将于5月26日宣誓就职,誓为穷人服务,为所有人谋求发展。

一、印度大选基本情况

印度人民院有545个席位,其中2名议员由总统直接任命,其余543名议员均由选举产生。根据印度宪法规定,人民党(BJP)只需要获得226个席位便能赢得大选。此次印度大选中,反对党人民党获得了282个席位,夺得全部议席的51.9%。而国大党则遭惨败,只夺得44个议席,占议席总数的8.1%,比上届少了162个议席,可谓颜面扫地。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国大党只有13年没有成为执政党;1989年以来,印度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政党能够赢得超多半数的席位;1996年以来,没有一届中央政府不是联合政府。虽然在大选过程中,根据民调结果,人们普遍预言人民党会胜出。但是,最近十年来的印度选举连续出现了与民调结果相悖的情况,包括2004年普遍预期印度人民党将胜出并继续执政,但结果却是国大党扭转乾坤,登上宝座;2009年人们普遍不大看好国大党能继续执政,但大选最终结果却是国大党以较大优势获得成功。由此,人们更多地认为选举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选举结束后,最终结果不仅没有出现与民调结果相悖的情况,而且前者赢得如此风光,是绝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人民党上次联合组阁时间是在1998-2004年,该党领导人瓦杰帕伊任印度总理。

回顾此次大选过程,主要有三股政治势力角逐总理宝座,分别是国大党联盟副主席拉胡尔·甘地、印度人民党纳伦德拉·莫迪和政坛新秀平民党后选人阿尔文德·科基瓦尔。他们都有各自的优势和软肋(见表1)。

1候选人竞争优势与劣势

候选人 主要优势 主要劣势

纳伦德拉·莫迪,人民党候选人,63岁,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

1、从政经验丰富,选民中呼声颇高,民调支持率为45%;

2、莫迪在印度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作风强硬,业绩突出,该帮连续三年经济高速发展,是腐败最少和引资最多的印度邦之一;

3、打经济牌,口号是重视经济增长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反腐力度。承诺胜选后将恢复电力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莫迪有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曾因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乱,在1.8亿穆斯林中声誉不好;

2、莫迪主张的印度教主义将有可能把国家带入宗教纷争的国家;

3、平民党与国大党主张相似,有可能会分流人民党票源。

拉胡尔·甘地,国大党副主席,44岁

1、百年老党,在政坛纵横多年,在选民特别是底层和农村人口中心中有一定基础;选前民调支持率为32%;

2、大选宣言促进包容性增长,“3年内经济增长恢复到8%,重视福利制度,包括提供医疗保险和为残疾人、老人提供抚恤金等;

3、过去几年,国大党冒财政风险推出各种补贴、救济项目及粮食安全计划,树立了亲民爱民形象。

1、国大党执政8年中经济不振,缺乏活力,现状不容乐观;

2、国大党联盟政府接二连三腐败丑闻以及强奸案影响民众信心;

3、拉胡尔被认为缺乏政治魅力,个人信心不足;

3、民调显示,国大党优势不再。特别是在北方邦、比哈尔、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没有优势。

阿尔文德·科基瓦尔,平民党(AAP)德里前任首席部长

1、反腐败“斗士”,提倡反腐败与改善民生,赢得底层百姓和城市居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支持;

2、具有草根基础,是一股颇具潜力的新生势力,将为大选增加难以预料的变数;

3、除了誓言廉洁清明政治外,承诺使新德里电费、水费价格减半,惠及普通市民。

1、平民党势单力薄,只在德里具有一定影响力,在首都之外影响有限;

2、平民党无从政经验,而且在德里执政期间也没有突出表现;

3、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不被知晓,也是巨大挑战。

莫迪胜出后,有评论人士认为,这位茶商的儿子打开了原本只属于精英的大门,未来很可能成为东亚式的权威领袖。更有人预言,莫迪要么声名狼藉,要么成就伟大。

二、莫迪胜出的两大“王牌”

从表1中看出,无论是国大党、人民党还是平民党,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但最终人民党莫迪取得压倒性胜利,源于近年来国大党“治国不利”,使得印度经济增长显著下滑、政治腐败和安全问题突出,民众失望之余,沉睡多年的“求新求变”梦想被再次点燃。除此以外,莫迪大胜,还得益于他手中握有的两大“王牌”。

王牌一:“经济业绩”。莫迪手中的第一张王牌是其治理古吉拉特邦时期的“骄人业绩”这一政治资本也是最能赢得民心的一张“王牌”。莫迪2001年开始担任古吉拉特邦领导人,连任四届,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席部长。十余年间,古吉拉特邦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是全印度吸引外资最高、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最好的地方,甚至被称为“印度的广东省”。2012年3月26日,莫迪还曾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该杂志以“莫迪即成功”为标题,介绍了莫迪治理古吉拉特邦的辉煌业绩。大选期间他更是承诺要 “让每个家庭都用上电,让每个家庭都有独立厕所,每个孩子有学上,每个老人能看病”。他承诺消除腐败,创大量造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这迎合了印度国民要求变革的呼声。竞选中,他多次表示在内政上要开展重大改革,要像古吉拉特邦一样打造印度,使其成为更具世界影响力的“新印度”,包括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城市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治理通货膨胀,经济治理方案更具可操作性,容易取信于民。特别是印度50%的人口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65%的人口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年轻人求新求变的诉求会更为强烈,也帮助得莫迪赢得了年轻人的支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大党近几年“捉襟见肘的业绩”,反过来也为莫迪当选增色不少。虽然尼赫鲁家族的显赫声望多年来对他们影响根深蒂固,但国大党执政的最近几年,特别是辛格政府的第二次经济改革受挫后,印度经济增长不断下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卢比持续走低,虽然辛格政府为此也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创新计划和政策,但都没能实现稳定经济和减贫的目标。尽管国大党的执政纲领中强调百姓福祉与社会福利,承诺要实现让所有人受益的包容性增长,但是这些理念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显得“空洞无力”,难以取信于民。“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腐败丑闻频发、强奸接二连三导致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等等。2012年以来印度政治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那就是国大党的执政地位开始动摇,政治分散化趋势日渐清晰,国大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2012年3月6日包括北方邦、旁遮普邦、果阿邦、北阿肯德邦、曼尼普尔邦五个邦的立法选举中可以看到,国大党明显失利,未能得到普通民众支持。政府腐败丑闻以及强奸案的频发说明执政的国大党并没有在腐败、社会治安治理等民众“饥渴难耐”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使国大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断动摇,不仅仅是城市居民,八成农民一样深有体会。在这种情况下,“古吉拉特邦”的经济业绩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治安(除了2002年暴力事件)起到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成为了更多民众心中的梦想和期盼,渴望全新的党派及联盟政府上台,给印度带来新的活力和希望。

王牌二:“政治自信”。莫迪出生于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幼年时在父亲和伯伯的茶铺帮忙,可以说来自相对低贱的靠生产植物油为生的甘奇(Ghanchi)种姓。后来莫迪加入了第一个也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RSS),凭借其雄心勃勃的政治野心和组织才能一路晋升,并于2001年成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此后多次选举中屹立不倒。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外界评论他脾气暴躁,但工作勤勉。在支持者眼中,莫迪拥有“高效、果断、廉洁”的美誉。在他大选胜出后,不断有媒体称其是“印度的撒切尔”、“印度的普京”、“印度的安倍”等等,反应出其在政治上的自信、果断与强势,而这一点也体现莫迪在此次竞选中高效的组织宣传活动中,从中可以看出他不凡的组织和管理才能。正如一位印度企业家所说,如果能像竞选活动那样管理得当,莫迪政府将极为高效。正是由于莫迪自信而高调的演讲和许诺,在印度全国激起强烈反响,征服了多数选民。莫迪的自信还由于其出生低种姓,与国大党候选人拉胡尔相比,没有盘根错节的政治裙带关系,在印度腐败问题上,他似乎也显得格外干净,不仅为他增添了自信,也增加了民众对他的期待和信赖,赢得了一批充满激情的忠实支持者。总体上,莫迪坚定沉稳、自信果断的性格以及“印度世纪”的远大抱负,使选民更多地将他的性格、治邦经历和印度未来的发展道路连在一起,成为他制胜的第二张“王牌”。相比而言,年轻、富有活力但缺乏自信的国大党候选人拉胡尔缺乏政治自信。

三、莫迪政府面临的执政挑战

虽然莫迪以绝对的优势赢得大选,改写了1984年以来,没有一个政党曾在印度下议院直选中凭借一己之力赢得多数席位的历史。但其执政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挑战一,“莫迪经济学”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印度经济近三年来持续低迷,已经在5%的边缘徘徊,且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处于滞胀状态。为了赢得大选,莫迪宣称“印度世纪”即将到来,在竞选中给出了一系列稳定增长和激发经济活力的承诺。美国《时代周刊》称莫迪的许多竞选承诺并不明智,与其理念直接相悖。而且推动“印度世纪”到来的发动机——经济增长速度近三年来明显放缓,动力不足。面对这样的困境,莫迪要想将在古吉拉特邦在任时重视私人投资、重视制造业和重视就业增长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变治邦模式为治国模式,其重塑的难度可想而知。事实上,古吉拉特邦的经济业绩难以复制。况且,即便莫迪有高效的治国思路,能够复制治邦经验,印度的民主议事程序也会令其治国方略“大打折扣”。毕竟,在一个联邦制国家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有限的,而各邦的情况差异也是明显的。僵化体制下的繁琐程序伴随地方政府的低效执行力,是影响其执政效率的最大惯性和阻力。

挑战二,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为其执政带来挑战。莫迪具有宗教民主主义倾向,曾公开宣扬“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国家”,这使得占总人口20%的非印度教群体感到威胁。尤其是在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发生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血腥冲突事件,近千名穆斯林教徒丧生。而身为首席部长的莫迪拒绝对此道歉,被舆论界认为是纵容印度教极端分子,甚至被认为他在此次血腥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尽管在4月中旬的时候,印度国大党主席以及人民党主席都先后拜访了伊斯兰教领袖,并承诺维护穆斯林利益,且在大选过程中莫迪承诺“先建厕所,后建寺庙”,但这些承诺的可信性如何,在尚未成熟的机制中能否有效体现民主的普世价值并使民主的作用能真正发挥并有效运作,依然是值得怀疑的。同时,莫迪在治理古吉拉特邦期间不允许内部存在不同声音,被同僚和媒体斥为“独裁者”,独断专行的强势风格也将为其执政带来阻力。

四、大选后印度对外政策走向

随着“莫迪时代”的开启,外界普遍认为在对外政策取向上,莫迪将会在经济上加大务实合作力度,而在政治上敏感而态度强硬。

“多边主义”政治外交策略。这实际上也是多极化世界背景下,各国普遍采取的外交策略。与前任总理辛格在政治上的谨慎相比,莫迪会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果断和强硬。但在复杂而多变的政治环境下,相比经济,政治上的改变毕竟是有限的。无论莫迪多么大胆、自信和强势,“重任在肩”的他,考虑问题会更加理性和全面,心胸和视角会更加开阔和长远。据媒体报道,莫迪已经邀请“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领导人包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参加26日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不仅释放出改善印巴关系的信号,也意味着莫迪不仅会加强与南亚域内国家的合作,还将借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不断加强与东南亚、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之间的军事与安全合作,进一步提升印度在南亚事务中的绝对影响力,并不断发挥其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对待美国和中国的态度上,虽说不一定会表现出“亲美”,但也不大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近几年,美印关系有倒退趋势,而且美国因为十几年前的骚乱曾两次正式宣布莫迪是不受欢迎的人,并拒绝为其发放签证。事实上,印度大选中,当看到莫迪胜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美驻印大使南希·鲍威尔决定会见他和全国民主联盟总理候选人,态度可谓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莫迪胜选后,美国白宫更是及时邀请其访问华盛顿。但以莫迪的性格,很难说未来他会继续对此事件耿耿于怀而进一步影响印美关系,即便有影响,相信也是短期。如果印度加速市场化改革,经济得以复苏,美印双方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各退一步或者美国主动伸出合作之手给莫迪以台阶,则两国关系就能很快得以修复。但对华政治关系则不容易改善,特别是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莫迪是进一步稳定和延续辛格政府时期中印边界争议和谈判的成果,还是会进一步加剧两国领土争端中的冲突?恐怕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2013年以来,莫迪曾多次指责印度政府对华妥协,向中国“割让土地”,并为所谓的“阿鲁那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造势。除此以外,莫迪还可能会在中国印度洋海域延伸的远洋战略上表现得更加敏感。“莫迪时代”的中印关系,经济合作的机遇会更多,但政治关系面临的风险也更大,两国需要及早研究和制订确保共同安全的风险管控机制。

“实用主义”经济外交政策。与国大党执政时期注重“分配蛋糕”相比,莫迪更加注重“做大蛋糕”,重商和重视市场效率是莫迪的执政特点。特别是古吉拉特邦的道路、港口和电力供应系统一直以来都是投资者津津乐道的,意味着莫迪政府会将治邦模式在全国复制,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力度,通过私人企业投资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印度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意味着印度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莫迪过去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就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古吉拉特邦仅占印度总人口的5%,但却占据整个印度出口额的近四分之一。而且与中国的合作是其它国家难以替代的,所以莫迪曾经多次到中国“取经”。特别是莫迪从辛格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经济持续减速、转型面临巨大挑战的印度,未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在相互学习与借鉴中,促进印度经济发展,是印度重振经济的最好选择,也是发展中印关系的相互需求。同时,为了契合民众心目中“敢想敢干”的形象,莫迪将通过加速推进“东进政策”,多选择、多方向、多力度引进外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振印度经济。这一方面为中国投资印度增加了很多机会,同时也使中国面临投资流走的风险。(作者系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